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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虎信誉怎么样·扶持王明上台的米夫,后在苏联肃反中被错杀

来源:松湖信息门户网 2020-01-11 18:25:07

亚虎信誉怎么样·扶持王明上台的米夫,后在苏联肃反中被错杀

亚虎信誉怎么样,文/孙国林

米夫(1901—1938),全名巴威尔·亚历山大洛维奇·米夫,生于乌克兰一个小官吏家庭,犹太人。15岁开始投身革命。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,在党内始用“米夫”这个名字。1918年加入红军。1919年,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,后转入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192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,任研究员。1923年至1924年,在乌克兰党和政府部门工作。1925年,任中山大学副校长。1926年偕王明到中国考察访问。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。1928年,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,主管中国党的工作。1929年,任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。1930年12月,来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。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,扶持王明直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1931年8月回国,仍在共产国际工作。1935年,米夫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中国问题政治助理。1936年,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、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。1938年,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错杀,年仅36岁。后来,苏联给他平反,恢复了名誉。

米夫不仅培养了王明(1904—1974,即陈绍禹,1931年底他始用“王明”作笔名),而且扶持他进入中共中央,掌握党的实权,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。

米夫虽然1930年才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,但他对中共的影响却比前任更直接、更重大。这种影响是通过王明而实现的,所以我们要从他与王明结识于中山大学谈起。

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,是苏联为了纪念孙中山和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创办的。1925年10月7日,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,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创建中山大学,学生的书籍、文具、衣、食、住、行,均由苏方负责。他还建议国共两党尽快选拔学生,派往莫斯科学习,培养中国革命所需人材。不久,学生选拔委员会成立,聘鲍罗廷任顾问。

选派学生去莫斯科学习的消息一传出,各地青年报名踊跃,最后筛选出340余名学生。第一批学生60余人,于10月28日从上海乘船出发,一个月后抵达莫斯科。其中就有湖北党组织选送的王明。

◆莫斯科中山大学。

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,王明对其他课程不甚关心,但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下了功夫。他俄语学得很快,半年内就能说会读,给人留下的印象:“面目俊秀,聪颖年少,俄语流畅,对列宁、斯大林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。”深得列宁主义课教师、副校长米夫的赏识,并树之为学习“榜样”,号召学生们学习。王明对米夫很崇拜,常主动接近老师,请教一些问题,两人志趣很相投。王明成了米夫重点培养对象。

1927年夏,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撤职后,学校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,与代理校长、教务长阿古尔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。他们各有一派师生支持,形成了对立的“教务派”与“党务派”。王明站在“党务派”一边。不久,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,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,搞垮了阿古尔及其“教务派”,米夫便正式升为校长。后来,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,担任了中山大学学生支部书记,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、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集团。

在“党务派”与“教务派”斗争中,1928年初,王明宗派为压垮对立面,在中山大学制造了“江浙同学会”事件。他们把中山大学中江浙同学的一次普通聚餐,说成反党组织的活动,还编造出这个组织的章程、组织和活动方式等。支部局听信王明等人的谎言汇报,把参加普通聚餐的同学定性为“反党小组织”,加以惩处。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、团籍,4人被逮捕,还有一批学生受到株连。王明为此到处表功,甚为得意。广大同学对王明一伙非常气愤,强烈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苏共中央认真调查,为所谓“江浙同学会”平反。可是,米夫、王明一伙却加以阻挠,直至1928年8月,才得出“根本不存在江浙同学会”的正确结论。

◆米夫

1928年3月,米夫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,同时还兼任中山大学校长。“江浙同学会”事件后,中共代表团和中山大学学生,对米夫产生很坏的印象,纷纷提出米夫不应该兼任中山大学校长。因为东方部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机构,必须超脱中共内部纠纷;而中大校长则要处理校内中共内部纠纷,一人兼二职是不合适的。王明却公开站出来,为米夫大唱赞歌,力保米夫的校长职务。米夫凭借手中的权力,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。

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,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,斯大林派米夫、布哈林全程指导大会。米夫还参加中共六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。这时米夫开始为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铺路,安排王明到会作翻译工作。米夫还为把王明塞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投石问路,他对中共六大选举筹备委员会说,中共负责人理论上很弱,王明在这方面比较强。米夫还向六大推荐王明等写的、不靠谱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小册子,他想让王明当中共中央委员,但被中共拒绝。这次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。

米夫为了进一步培养王明,特地把王明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培养深造,为他日后以“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”、“大理论家”唬人积蓄了资本。

1926年2月,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,米夫出席会议,参加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。此时,米夫被认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,很有点名气。他已经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,如《中国的农民问题》等;还出版了《上海事件的教训》一书。1926年11月,米夫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,并参加了大会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,提出了一份《中国问题提纲》。他指出: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政权。斯大林对米夫的文章很欣赏,说这份提纲对中国问题作出了贡献。但也指出它有缺点,主要是没有强调指出这一政权的反帝性质。另外,提纲关于在中国农村建立苏维埃的提法也不妥当。此后,在俄共(布)内部斗争中,米夫一直站在斯大林一边。

正是由于米夫表现出来的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浓厚兴趣,斯大林决定让米夫到中国看看,以便进行实地考察,获取更多实际材料,提出有价值的理论。斯大林认为这对米夫和自己都是有益的。于是,1927年2月,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,米夫以俄共(布)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,来华考察。他为了培养王明,点名中山大学在读生、他的得意学生王明随团来华,既作翻译,又当助手。他们到上海、武汉、广州等地进行了访问,与国共两党人员及工人、军人进行了座谈,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化及党的工作。这个宣传家代表团,实际是理论家代表团,他们大都没有实际斗争经验,主要是纸上谈兵的理论研究,属学院派知识分子。所以,在访问座谈中他们一般只是问和听,很少发表什么意见。另外,这个代表团还负有帮助和指导中共创办政治学校的任务。

◆中共五大会址复原照。

4月27日至5月9日,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。米夫列席了这次会议,成为他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极好机会,获得许多珍贵材料。因为当时与会的有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团长罗易,成员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,米夫自知是“小”字辈,所以他没有在大会上讲什么理论问题,只是听和记。会间,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,说他有水平,可以当中央宣传部长。陈独秀不买账,以无言表示拒绝。7月,米夫归国后,向俄共(布)中央和共产国际作了来华见闻汇报。同时依据这次中国之行所得材料,写成了《处于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》等文章发表。

王明是一个善观风向的人,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。在米夫5个月的中国之行全程中,王明细心侍候,多方关照,很得米夫的欢心。这种感情投资,为他日后升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回到苏联后,王明留校任教,后来成为劳动大学(原中山大学)支部局负责人。此后,王明对米夫跟得更紧,米夫投桃报李,最终帮王明登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宝座。

1929年3月,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回国,4月回到上海。踌躇满志的他先后担任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、中宣部《红旗》报编辑、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兼《劳动》三日刊编辑、中宣部秘书等。做这些工作,王明是不情愿的。他对人说:“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,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。”

1930年1月,王明在沪西区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捕。因急于从拘押所出来,他竟违反白区工作纪律,贿托巡捕送信至中宣部接头处找人保释,致使党的机关不得不转移。为此,3月间王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
本年春,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,根据米夫的意见作出决议,指责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是中山大学“反党小组织”和“工人反对派”的后台。这个决议由米夫向中共代表团宣布。不久,共产国际决定瞿秋白、邓中夏回国。

6月11日,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,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,认为:革命高潮已经到来,“革命高潮就是武装暴动”,“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”。之后,建立全国革命政权。这是党“目前策略的总方针”。这一决议,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。之后,中共中央还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实施暴动的通知。对此,共产国际极力反对和劝阻,但李立三却一意孤行。

◆王明

7月9日,王明、博古、王稼祥、何子述等人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,站在比李立三更“左”的立场上,对6月11日中央的决议提出批评,认为中国革命有先于世界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可能,而且“有胜利持续的保障”。他们还批评中央没有将反右倾工作深入于一般干部。对此,向忠发、李立三认为他们反对中央路线,是“小组织活动”,给了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,给博古等3人严重警告处分。同时,王明还进行宗派主义活动。他除了同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同派人保持密切的联络外,还拉拢一些人支持他,为上台作准备。

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,9月24日至28日,在瞿秋白主持下,于上海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,纠正以李立三为首的“左”倾中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,停止了组织全国暴动和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。当时,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口径,没有指出李立三错误的性质是路线错误,这为王明上台留下口实。会议选举向忠发、项英、瞿秋白、周恩来等为政治局委员。“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,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”(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)。

10月,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,对李立三“左”倾错误的批评升调为“路线错误”。11月,王明最先看到了沈泽民带到上海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信,他认为时机已到,便公开抢先打出“反对三中全会调和错误路线”的旗号,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,说它不执行共产国际路线,不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,要“把中央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”。王明要求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,对政治局的构成要做相当的改变。很显然他要夺权上台了。为此,他把刚写成的《两条路线的斗争》(1931年初增订成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》)印出来到处散发,抢先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,提出“反调和主义”的口号,指责三中全会和瞿秋白没有指出李立三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质,是搞调和。王明把自己打扮成反李立三路线的“英雄”和先锋。

其实,王明本人此前比李立三的观点更“左”。从1929年夏至1930年春,他在党内刊物《红旗》和《布尔塞维克》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,积极鼓吹“左”倾理论。在这些文章中,他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,说现在阶段要同时彻底反对资产阶级,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。王明号召上海工人进行第四次武装暴动。他还主张坚决彻底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,否认“中间营垒”的存在。他强调,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。可是,到了1930年11月,王明却摇身一变成了反“左”英雄。

在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,王明与何孟雄、罗章龙等人,合伙提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,解决“立三路线”和三中全会的“调和路线”的组织问题。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。这对于早就企图夺权的王明来说,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但是,王明的狂妄、投机和夸夸其谈作风,早已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齿,他们在党内是孤立的,不可能一举成功。这一点,王明自己心里也清楚。

正当王明觊觎党的高位而恐不得的关键时刻,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,于1930年12月来华。他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,扶持王明进入中共中央,并掌握了党的实权。

米夫到上海后,马上召见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。米夫听了王明的汇报,面授机宜。之后,王明遵嘱与何孟雄、罗章龙分道扬镳,并发表《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》一文,公开反对三中全会和瞿秋白。“第三时期”理论是米夫从莫斯科刚刚带来的一个新观点。它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从危机、稳定之后的全面崩溃时期。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。王明现趸现卖立即写成文章,以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,增加上台的资本。

◆王明在莫斯科,与共产国际领导一起合影。

米夫知道,王明背负的党内处分是他上台的障碍,必须撤销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,1930年12月16日,作出了取消对王明等人处分的决议。这样,王明在一夜之间由派别活动的头目,变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正确路线的代表。米夫乘胜推进,以提拔反立三路线干部为由,让中央任命王明担任最重要的江苏省委代理书记(因书记刘少奇在苏联未归),为他上台作准备。不久,米夫又支持王明以江苏省委名义发表反对中央的决议。王明有米夫这个强大后台的支持,气焰十分嚣张。

这时,米夫认为王明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,应该采取大动作。1930年12月24日,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意见。不久,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。至此,米夫为王明上台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。

1931年1月7日,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。事前,米夫起草了《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》,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,拟订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。同时,他还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人员。出席这次会议的共37人,其中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只有22人。王明、博古等非中央委员有15人,约占出席会议人员的40%。而且,米夫决定这15个非中央委员不但有发言权、表决权,而且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,公然践踏党的组织法规。

会议推举向忠发、徐锡根等5人组成主席团。米夫、王明一伙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,玩了一些阴谋手段。开会日期是临时通知的,一些人到场后还不知开什么会;会议从早开到晚,一天匆匆结束。这样与会人员来不及准备意见,也无法相互交流,只是举手“同意”内定的方案而已。会中也有些不同意见,但都被米夫压下去。

在会上,王明作了长篇发言。米夫作了长篇总结发言。米夫的观点比李立三更“左”,认为李立三“是退却的,是与真正进攻路线不相容的”。强调右倾是目前的主要危险,要反右倾。他还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不是反对李立三,而是反对陈绍禹、沈泽民这些反立三路线的人。米夫在会上公开吹捧王明,说他将在莫斯科所学理论运用于中国,是站在国际路线上的。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《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》,继续批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,强调对共产国际要百分之百忠诚。

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改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。米夫提出了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,让大家表决。有人提出另一份候选名单,被米夫否定,米夫圈定出的候选人被通过。结果,李立三、瞿秋白、李维汉三个原政治局委员落选,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如愿以偿,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。新的中央名义上向忠发为书记,实权却在米夫支持的王明手中。

对于这个选举结果,米夫、王明是满意的,但心中仍不踏实。1月13日,米夫找反对王明上台的几个人谈话,再一次极力美化王明,说他是中共党内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,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。信任王明,就是信任国际。甚至说,谁反对四中全会,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,就要受到处分。

王明上台后,又千方百计把附和他的教条主义者,安排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岗位上。同时,王明还对团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,让博古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,不久又升任团中央书记。6月,向忠发被捕叛变后,米夫让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书记。

至此,共产国际和米夫信任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,很快形成了一条比以往“左”倾错误更“左”的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对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。所以,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指出: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“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”。

1931年8月,米夫带着微笑回国。9月中旬,他又安排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。此时周恩来也将赴苏区,于是9月22日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。王明提议博古进入中央并负总责,经共产国际批准。9月25日,王明偕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。他在莫斯科遥控着新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,继续着王明—博古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。

1932年8月,由于米夫的举荐,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、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。王明与米夫在莫斯科生活得很惬意,他们拟定的一道道“圣旨”传向国内,发出向“左”!向“左”!的指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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